发布时间:2026-11-19
信息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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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位于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肝脏移植与仿生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一排排烧杯滴管摆放整齐,运行中的仪器指示灯闪烁。
长期以来,我国肝移植手术量稳居世界第二。但数字之外,一个现实难题摆在医生与患者面前:供需失衡,且关键耗材受制于人。
破局的尝试,落在了肝脏移植与仿生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这里,外科医生不只是站上手术台,而是与工程师并肩,潜心探索肝脏体外修复、器官仿生替代等前沿技术。他们将临床难题化作实验室里的攻关目标,努力打破肝脏移植领域的生死困局。

肝脏移植与仿生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生物人工肝照片
瞄准问题布局五大方向
15岁的小李,在人体器官移植等待者预约名单系统中登记已经两个多月了。因先天性肝脏发育异常,肝移植手术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可肝源何时能等到,医生也说不好。
对于普通人,肝脏移植可能是个遥远的医学概念。但在肝胆外科病房,它是终末期肝病患者攥在手心里的“生命筹码”。作为“沉默的器官”,肝脏的早期病变没有明显特异性症状,待患者感到不适时,病情往往已比较严重。肝移植,就是治疗终末期肝病的最有效手段。
棘手的是,一些肝衰竭患者病情来势汹汹,根本耗不起漫长的器官等待时间。虽说患者也可用体外设备将血液引出,通过类似肾脏透析的形式暂时替代肝脏的解毒功能。但对于肝脏的免疫调节、合成白蛋白等其他复杂功能,现有技术就无能为力了。
不只是肝源紧缺,无形的“卡脖子”风险同样值得关注——国内移植手术用到的器官保存液主要依靠进口。器官保存液,是离体器官的“生命营养液”,目前各实体移植器官,如肝、肾、心、肺等的转运都离不开它。如若断供,器官移植将直接面临危机。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器官灌注设备上。灌注设备,可以理解成用泵来代替心脏,模拟人体为离体器官持续供血供氧、尽量维持或修复供体器官功能的机器。市面上虽有国产机器,但核心部件依旧依赖进口,相当于“外壳”是我们的,但机器的“心脏”握在别人手里。
正是这一系列临床中的现实难题,催生了肝脏移植与仿生制造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它依托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建设,联合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香港大学共建,于2025年5月正式揭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讲席教授董家鸿担任实验室主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器官移植与仿生医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卢倩担任副主任。
“科研不能禁锢在象牙塔里,要瞄准临床真问题。”建设之初,实验室的立项导向就十分明确。这从名字上也能看出——“肝脏移植”扎根临床,“仿生制造”专注技术。具体来说,实验室布局五大研究方向:新型高效肝脏器官保存液、智能化肝脏仿生灌注机械设备、体外肝脏灌注养护和评效体系、新型生物人工肝脏、新型肝脏冷冻保存方法。这五大方向环环相扣,覆盖器官离体保存、体外修复、功能评估、仿生替代、长期冻存的全链条。
医工结合造出“救命补丁”
长、宽不过数厘米,内部遍布着细密的网状结构。谁能想到,记者眼前这一枚枚片状物,其实是3D打印的人工肝脏核心元件。
“人工器官最重要的是仿它的生理功能而非形状。人工肝脏必须具备免疫功能、解毒功能、合成功能等。”卢倩解释,实验室研发的这种新型生物人工肝脏,从表面看是块小小的贴片,其实是一块带有局部免疫微环境的微型组织单元,里面含有活细胞。人工肝脏“贴”到受损肝脏表面后,会诱导血管如同“树根”一样长进去,为细胞供血供氧,促进其再生复制。“打个比方,这就像为肝脏‘打了个补丁’,帮助其逐渐恢复原本的正常功能。”
这是实验室备受瞩目的“明星项目”,目前已进行到动物试验阶段。它的诞生背后,则是典型的“医工交叉”路径探索。医工交叉,即医学与工程技术的交叉融合,是医学与现代化工程技术跨学科紧密结合的一种状态,被视为突破医学“卡脖子”技术的“关键之钥”。当医生与工程师紧紧“绑定”在一起,从临床发现中提炼和攻关课题,不但有利于培育“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使得研发更能切中市场需求。
听起来很美的设想,真正落地的困难却不少。医生清楚肝脏微环境的复杂,希望“贴片”里面多种细胞交织,还原真实肝脏局部免疫状态。工程师则从工艺出发,更注重打印形状,因为细胞越多,三维形态就越难维持。
“精度再高,实现不了治病的功能,就没有意义。”
“达不到工艺精度,结构根本成型不了,谈什么功能。”
……
类似的“争执”时常上演,卢倩用“举步维艰”来形容这种磨合。当然,最后的解决办法总是很朴素——工程师恶补医学知识,医生去啃工程文献,大家努力读懂对方的语言,一点点磨合、妥协、迭代。
在实验室关于智能仿生灌注机械设备的研发上,失败同样是家常便饭。原来,肝脏内部微血管极其脆弱,灌注压力稍高,或管路固定稍松,血液就可能喷溅出来;灌注压力不足,部分肝组织又会因供血匮乏迅速坏死。研发团队逐帧复盘每一轮失败的原因,一次次升级泵体结构、透析循环模块、多参数传感系统等。
历经多轮“推倒重来”后,目前,智能仿生灌注机械设备研发已推进至大动物试验阶段,稳定灌注时间从最初的12小时起步,逐渐延长至如今的超过72小时,一点点向国际先进水平靠近。“设备全部是自主研发,没有从国外进口零部件。”卢倩说。
笃行攻坚不负生命期许
未来有一天,当研发中的产品和技术走出实验室,能为国内肝病与肝脏移植的治疗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
“先说新型生物人工肝脏吧。”卢倩谈到,对肝衰竭患者来说,新型生物人工肝脏可能会成为生命的“缓冲带”。一部分患者依靠自身肝脏完成修复,无需再接受肝移植手术;另一部分危重患者也能赢得宝贵时间,等待合适供肝。
而对智能仿生灌注机械设备而言,稳定灌注时间的延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依托仿生灌注技术,肝脏可以在体外维持一种类似“存活”的状态,胆汁分泌、解毒、代谢等各项指标可实时监测读取,便于医生对肝脏功能作出直观评估,判断其“能不能用”。
更重要的是,结合体外肝脏灌注养护和评效体系,可以在灌注过程中对出现损伤的供肝开展修复救治,一些原本濒临废弃的边缘性供肝,比如脂肪肝、缺血导致的损伤肝等,有机会被“抢救”回来,重新发挥宝贵作用。
与此同时,肝移植的时间枷锁也将被逐步松动。当供肝转运、移植手术不必争分夺秒,将一个捐献肝脏分成两部分,“一肝救两人”的劈离式肝移植,有机会得到更多推广。多措并举之下,供肝紧缺的现实压力有望得到有效缓解。
对器官保存液的研发攻关,则旨在破除另一个“卡脖子”风险。器官保存液,不是用来“浸泡”器官的,而是将液体灌注到器官的血管中,将原有血液“置换”为保存液,避免形成血栓。这就要求保存液的黏滞度不能太高,得有较好的流动性,才能将毛细血管“冲刷”得比较干净。
当下主流的UW、HTK两种进口保存液,前者保存器官的时间较长,可以达到24小时,但黏滞度较高,且在静态冷保存过程中易析出冰晶,可能会破坏器官细胞结构。后者黏滞度更理想,但保存时间仅有8小时。实验室研发的新型保存液,在相较UW黏滞度降低、改善理化性质的同时,保存时间更是超过了24小时。目前在小动物试验上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正准备开展大动物试验。
肝脏冷冻保存项目,则瞄准器官移植领域的一个长期目标:器官的长期冷冻储存。要知道,现今捐献肝脏还无法像血液、干细胞一样冷冻储存,其结构复杂,冷冻过程中产生的冰晶会刺破大量肝细胞,复温同样会带来损伤。实验室团队不断摸索降温、复温曲线,反复调试抗冻保护制剂,向着肝脏长期冷冻储存的目标推进。
“相较其他几个方向,新型肝脏冷冻保存的研发目前看距离落地还稍显遥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想象一下令人激动的前景。”卢倩坦言,倘若肝脏冷冻保存技术实现突破,未来有望建立真正的肝脏器官库,患者可以从容等待配型合适的器官,“这将彻底改写器官捐献匹配的时间逻辑。”
从生物人工肝脏到仿生灌注设备,从器官保存液到器官冷冻储存,实验室的一项项研究背后,没有凭空而来的技术奇迹,而是一群人的奔赴坚守。“让更多徘徊于生死边缘的肝病患者能等到转机,有质量地活下去,这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卢倩语气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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