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等进行了细致部署。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从深度、广度、难度上都不亚于脱贫攻坚,是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在我国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程之际,“三农”工作如何定方向、明路径?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如何传好接力棒?如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为此,本报采访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共议这一话题,为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建言献策。
做好衔接,继往开来
《中国科学报》:就您了解的情况来看,全国脱贫攻坚有哪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
赵皖平:这么多年的脱贫攻坚,我一直在一线,感觉我国政治制度优势是取得伟大脱贫成就的最大保障,这是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最根本的体现。
这期间,涌现了许多好的做法,比如科学规划、分类指导。中国地域广袤,而贫困地区基本上集中在中西部,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高原、湖泊、山地、丘陵等地貌差异巨大,值得夸赞的是许多地方因地制宜地做好规划,根据当地特色开展产业建设,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此外,精准施策也是一个重要的经验。“精准”这个词在脱贫攻坚里特别重要,首先要把贫困户的情况摸清楚,抓住“精准到乡、精准到村、精准到户、精准到人”这四个精准就能找到贫困的“根”。再根据区域间不同的情况精准施策。
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科技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地制宜和精准施策里都有重要的科技因素。这些年,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跑遍全国各地,给帮扶地区带去技术,促进当地产业发展,给脱贫攻坚插上科技的翅膀。
李学林:云南是典型的脱贫大省,共有88个贫困县摘帽,556万人脱贫,有四点经验最值得借鉴。首先是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园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实施“绿色食品牌”战略,延长农产品产业链和价值链。
其次,加强就业帮扶,提升劳动者技能。通过培训劳动者技能,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促进增收,实现“一个家庭至少一个就业”。
再次,建立完善的扶贫资产管理机制体制,充分发挥出扶贫资产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作用,盘活农村集体资产,解决了“空壳村”问题,充分发挥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统”的作用,做大做强农村集体经济。
最后,强化兜底保障。通过开创公益性岗位,解决农村弱质劳力、困难家庭劳动力的就业增收,实现应兜尽兜。
《中国科学报》:中央提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请您谈谈具体该如何衔接?下一步如何防止返贫?
赵皖平: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虽说脱贫攻坚战去年已收官,但由于历史欠账较多,贫困县摘帽后仍然是绝对标准较低的贫困,在“双基”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依然存在短板。刚脱贫的群众,生活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缺乏抵御风险的能力,工作稍有松懈,就有可能重返贫困。
实现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并不能就此画上句号,当前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和有效衔接。巩固提升脱贫成果的难度也在加大,已脱贫的地区要防止出现大规模返贫,要对这些地区重点帮扶,所以设立了国家乡村振兴局,设立了五年过渡期,不仅要“扶上马”,还要“送一程”。
此外,进入过渡期后,相关工作不能断档,要分门别类地开展。条件好的地区可以驶入推进乡村振兴的“快车道”;中等条件地区重点在乡村振兴,分配一部分精力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而对于条件差、经济薄弱地区,不要急于“拼速度”,重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陈萌山:首先,要逐步将财政扶贫专项调整为产业振兴专项,资金项目从精准到户调整为以村为单位扶持乡村新型主体。加大市场经营主体培育力度,充分利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吸引产业化发展水平高、市场带动能力强的企业落地,加大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其次,适时调整政府职能,强化市场服务,改善营商环境,在引进和培育上双向发力。制定优惠政策,对有利于乡村产业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主体,予以奖励、补贴和退税等形式的支持,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参与乡村产业发展。
同时,创新资本土地要素供给。总结兰考试点经验,扩大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试点,鼓励探索新型农村合作金融机制,盘活农村农民“沉睡资金”,引入金融科技企业,充分运用新技术管控风险,畅通金融资本下乡渠道;探索放活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供给制度,在保证农业用地和当地经济稳定的前提下,建立区域性流通市场,为农村土地赋权赋价,优化资源配置。
蒋平安:产业兴则农村兴。要想实现“产业扶贫”与“产业振兴”的有机衔接,必须引导扶贫产业优化升级。
立足新疆发展实际,我建议,一方面要着力培育特色产业,让发展特色产业成为已脱贫地区防止返贫的长效之路;另一方面完善和创新小农户与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合理利益分享和互惠互利机制,切实增强小农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解决农民持续增收问题除了扶口袋,也要扶脑袋。应继续把已脱贫地区学前教育工作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完善县乡村三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网络。同时,各地区根据经济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职业教育。
乡村建设,美丽宜居
《中国科学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一项巨大的系统性工程,应该如何建设,才能使乡村更美丽、宜居?
赵皖平:乡贤与乡村联系的纽带是乡情乡愁,要保护乡村原有建筑风貌和村落格局,留住乡土记忆,留住乡愁,才能吸引乡贤回归故里。乡村建设一定不能“千村一面”。在规划之初就应该建立这样的理念,切忌“贪大求洋”,要充分结合当地文化特点、生态特征、产业特色,实现“千村千面”。
首先,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着力打造设施完备、生活便利、生态宜居的乡村环境。持续加大“双基”建设的投入,基层村委会应当发动村民自主筹资或发动本土企业家对家乡反哺,不断完善农村道路、水利、环保、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养老服务等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其次,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坚持不懈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稳步实施农村污水处理、改厨、改厕、改畜圈等整治工程,健全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促进乡村和谐稳定,为回乡人选创造舒心环境。
李学林:要充分考虑人口资源环境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居民点布局、人居环境整治、生态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要求,统筹城镇和乡村发展,推进村庄规划全覆盖,有效指导乡村建设工作。
关键还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整合农业农村、各级财政、住房建设、交通水利、旅游文化、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移民搬迁等项目资金,实施乡村振兴示范点工程,推动农村面貌整体改观、整体提升。建设乡村振兴示范乡镇、精品示范村、美丽村庄示范。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符号,盘活传统村落资源,实现乡村特色化、差异化发展。
《中国科学报》:加快实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化建设?
李学林:在我国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数字乡村成为重要突破口,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
建议完善支撑数字乡村发展的基础设施,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
此外,发展智慧农业,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完善农业气象综合监测网络,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防范能力。同时,整合农村资源实现共享机制,闲置农机共享、农机服务订单化、网上土地流转等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字技术整合农村资源,实现农业资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赵立欣:随着智能手机等数字化终端设备在乡村大范围普及和使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村民自治方式,有助于让农民有机会参与到乡村建设中去;数字化也可以将公共服务嵌入乡村治理,让村民享受便捷的生活方式,更有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数字化乡村治理模式上进行了一定探索,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基于互联网进行乡村治理的必要性也进一步凸显,越来越多的基层政府在谋求数字化的乡村治理手段。
因此,在乡村治理中要更多引入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党建、组织动员、群众诉求反馈、人口管理等乡村治理“应用矩阵”,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
充分运用数字化积分管理,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畅通表达路径,重构乡村治理模式,推动乡村治理中的全民参与,形成乡村善治局面。
进一步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渠道数字化、平台化、智能化水平,实现乡村公共服务的线上化、便捷化、高效化,大幅提升乡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加快弥补城乡公共服务差距。
夯实基础,科技发力
《中国科学报》:农业现代化,种子是基础。请问,当前我国种业形势怎样?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如何才能打赢这场翻身仗,保障粮食安全?
陈萌山: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已进入世界第二方阵前列,由跟跑为主,转变为跟跑、并跑、领跑并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突破60%,已成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的主要动力。
但是,我国种业科技仍然有一些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农业基础研究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存在进一步拉大的风险;玉米、大豆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畜禽主导品种对外依存度仍然很高。
为加强种业科技创新,必须增加科研投入,建立农业科技优先发展的政策体系。近年来,我国科技总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持续增加,但增速明显降低。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迫切需要确保农业科技投入强度不低于国家科技投入强度,农业科技投入强度逐步提高到2%以上。同时,采取税收优惠等各种措施,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加大农业研发投入。
要加强农业基础性长期性科技设施建设。在建设国家作物种质资源库基础上,规划建设畜禽种质库和农业微生物库,深入推进种质资源保存鉴定和挖掘利用。
蒋平安:粮安天下,种筑基石。谁掌握了种子,谁就掌握了农业科技的制高点。
我国种业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民族种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创新育种体制不健全制约种业发展、种业监管服务机制不完善等。例如,我国育种创新以科研院校育种为主,80%的育种科技人员集中在科研院校,80%的种子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农业科研院校育种主体的课题组各自为政,产学研“两张皮”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为推进我国种业跨越式发展,首先要努力打造世界级种业“航母”和国内区域龙头企业。应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支持种子企业,并且构建商业育种新机制,有序推进生物技术产业化进程,加快实施种业“走出去”战略。
此外,提升种业管理现代化水平。一是简化品种试验审定、登记程序,赋予种子企业更多品种投放主动权。二是切实强化植物新品种权保护,严厉打击侵权、套牌等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切实保护育种创新。三是建立和完善省际间种业管理部门协作机制。四是简化种质资源进出口手续。
徐大勇:近年来,随着我国水稻、小麦、玉米等作物育种水平的不断提高,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为当今中国的粮食安全提供了基本保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大宗粮食作物比较注重产量,在抗性和品质上还有待加强,小作物研究支持和投入相对薄弱等。
因此,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针对不同产业需求,作好规划,选好突破方向,不断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种业核心竞争力。对一些周期长、比较效益差的生物育种,要有长效支持机制。激励合作,减少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无序竞争,提高资金、人才利用效率。
国家和省区市应建立一批不同类型的区试站,改善试验条件,保障品种比较试验质量。对海南南繁基地,以改善南繁人员科研和生活条件为着力点,研究相应的配套政策,将南繁基地建成我国的农业硅谷。
除此之外,要加大对商业化育种支持,做大做强“育繁推”一体化龙头企业。按产业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切实提升企业商业化育种水平。对品种审定,积极推进“放管服”,减少中间审批环节和不必要的测试,降低育种成本。加大科研单位与企业合作研发力度,集中优势力量,选育一批突破性新品种,解决生产中的“卡脖子”问题。
《中国科学报》:我国耕地现状如何?怎样保护好耕地?
李学林: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粮食的命根子。我国是14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保证一定数量、质量的耕地是解决吃饭问题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基石。
目前我国耕地现状是人均耕地面积小,且优质耕地资源少。截至2020年,全国耕地保有量为18.05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3亩,优质耕地资源仅占全部耕地面积的1/3。而且,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建设用地挤占优质耕地,占优补劣难平衡现象普遍。
首先,应当持续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制度,且数量和质量占补对等。进一步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中低产田改造的资金投入力度。明确耕地质量建设、管护责任和主体,将耕地质量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形成耕地质量提升的长效机制。
其次,要因地制宜实施现有耕地的合理轮作、休耕等制度,推行深松浅翻、少耕免耕、增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种植绿肥、种养结合等措施,减轻耕地负荷、培肥地力和平衡养分,实现用养结合,提升耕地质量。
通过不同作物、品种的间套作、合理轮作、稻渔共作、种植绿肥等种植技术,及生态田埂、生态沟塘、生态廊道、防护林网等生态化措施,实现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三位一体的系统性提升。
关键是,还要加强耕地质量动态监测预报。通过定位监测、地理信息系统、现代测试技术,了解地力时空动态变化,建立耕地质量评价制度和数据库平台,进行耕地质量的动态评价和预测预警。
徐大勇:我国用占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耕地长期高强度利用,退化加剧,优质耕地资源紧缺。
要落实耕地数量质量并举,坚决遏制“非农化”、防止“非粮化”。对那些好的农田,要加强管护,尤其是水利设施,要责任到人。同时,对成熟农田耕作层的优质土,在被征用作建设用地时,国家要建立收贮制度。
今年,我们要进一步精准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打造全产业链的现代粮食产业体系,加大对粮食主产区政策支持,高质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此外,国家要加大农业生产投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质量维护,守住18亿亩底线。耕地质量建设和保护是一项长期性、基础性工作,需要坚持不懈做下去。(张晴丹 李晨 秦志伟 王方 郭刚制版)
相关人物